朱德为什么感到别扭？史沫特莱解开一个重大的秘密

十年动乱刚开头那会儿，造反的人直接闯进了中南海。还好，之前工作人员瞧出苗头不对，加上朱德总司令年纪也大了，就安排他到西山避了几天风头。不过呢，等总司令回到红墙里面，还是发现了地上留有“军阀”、“土匪”这些乱写的标语。他心里不痛快，但也没说啥。等到后来有人去看他，总司令挺平静地讲：“军阀嘛，我确实当过一阵。但这土匪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哪知道，那些红卫兵还真就翻起了他的老底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那会儿，朱德可是滇军里的大将，守着云川要害泸州，要按老一套的“升官发财”、“光耀门楣”、“享尽荣华”来算，他的人生算是走到巅峰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心里头装的是更大的志向呢？那时候，黎元洪“解散国会”，张勋又搞“复辟”，段祺瑞也跟着“起兵讨伐”，军阀们闹得是一团糟。段祺瑞重新掌了权，还不认《临时约法》这一套了。孙中山先生没忘初心，跑到广州说要“护法”，誓要“重建共和”。就在这一连串的事儿前后，朱德的生活里也发生了不少变故。

大家都知道，朱德从四川体育学校出来，一股脑儿地报考了云南讲武堂，加入了同盟会，还参与了“重九起义”，紧跟着蔡锷将军的步伐，一起支持孙中山推翻帝制，一路上都是冲在最前头。起初，他满心以为，这下可算是找到了救国家的法子了。可没想到，后来的日子里，军阀们还是打得不可开交，战火绵绵不绝。这到底啥时候才能消停啊？朱德在心底一遍遍问自己，可就是没个答案。苦闷之下，他竟抽上了鸦片。这事儿，其实也不是啥秘密了。

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延安对朱德进行采访后，首次在文章里披露了这事儿。文章里是这样记录的：“聊起这段过往，朱德显得有些不自在。原来，他抽过鸦片。”这事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，本来也就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。可红卫兵们揪着这段文字不放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只有军阀、土匪、地主这些剥削阶级的人，才会干抽鸦片这种事儿。于是，就给朱德总司令扣上了“军阀”和“土匪”的帽子。

一群年轻不懂事的学生和中办里头的部分激进青年，他们光有那股革命的冲劲儿，哪懂朱德总司令从老早以前就投身革命，那是历经磨难、尝遍了酸甜苦辣！后来啊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朱德传记组，在编写《朱德传》那会儿，下了老鼻子功夫去做调研，特意从当时的社会背景、地方习俗，还有朱德总司令那些难以启齿的事儿里，去讲清这一桩往事。

一来，蔡锷将军的离世让朱德心里头难受得很。在喊出“再造共和”的口号后，对朱德有提携之恩的蔡锷将军，挣脱了反动派的枷锁，火急火燎地回到云南，二次举起义旗。可谁能想到，蔡锷将军因为太过劳累，身体垮了，没多久就走了。朱德一直把蔡锷当作自己的老师和好朋友，这一下打击可不小，精神上受到了重创。他伤心得要命，头也跟着疼得要命，中药西药都试过了，就是不见好。大夫实在没办法，就让他试着抽点鸦片止疼。那时候，鸦片就是用来止疼的，这也算是朱德头一回沾上鸦片。

朱德对那些假革命者感到挺失望的，有时候他会靠抽点鸦片来排解心中的烦闷。蔡锷将军走了以后，云南督军唐继尧搞了个靖国军，不过这家伙没想着继续打仗，而是盯上了四川这块宝地，在川、黔、滇的军阀堆里来回折腾，就想着当西南的“老大”。他给朱德的部队找了个泸州的要塞驻扎，还给朱德封了个旅长，挂上了少将军衔，但就是不让他去碰北洋军，整天就在西南这边打来打去的。

各种说法好像都在说没必要再战了。川滇两军呢，正好借机休整，保存实力，还能趁机填补人员空缺，要是再拖拖拉拉，等局势稍微稳定下来，恐怕就会给人留下把柄，说咱们是找借口侵略。朱德给督军府发了不知多少这样的电报，却连个回音都没有，战争还是照打不误，北伐的事儿更是提都别提。这场旷日持久又没个明确政治目标的仗，让朱德不得不在川军和滇军之间来回奔波，跟炮灰似的。他心里头那个苦啊，有时候只能靠抽鸦片来缓缓劲儿。

三呢，他是为了搞好给养和有钱人打交道，不得不学着适应当地的规矩。那时候，护法军的后勤可不是全靠政府管的，一部分得靠云南督军府拨给，剩下的还得自己去跟当地的官员们想办法弄，要不然连买枪炮的钱都没有，就连官兵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所以，副官给他准备了一套行头，还特地买了个大四合院、裘皮大衣和手表，让他常在商人堆里应酬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得跟那些肥头大耳的有钱人一起喝酒、打牌、抽烟。再说了，那时候四川和云南的鸦片特别多，待客的时候少不了这个东西。这样一来二去的，朱德也就慢慢学着当地的习俗来了。但鸦片这东西有瘾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就上钩了。

抽鸦片的那段日子，对朱德来说，是心灵备受煎熬的时光。朱德在《五十四寿辰演说》里提及，那会儿好多“真革命者有的泄了气，有的逃离了，即便他们还想拼一把，为给咱中华民族建个民主共和国而努力，却也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。”他自己也不例外，心里头满是疑惑和烦闷，“就跟在黑漆漆的夜里瞎转悠，就是找不着正路。”

戎马间隙找点乐子，随便玩玩，硬是从苦日子里挤出点甜头；倒倒肚子里的苦水，为国家为人民操心；把心里的美好想法都拿出来，调侃下人和事。真有那份傲骨，哪怕天寒地冻也不怕，怎能因为点儿困难就退缩呢……朱德在那几年创作了不少诗词。他内心纠结，但也明白“乱世里，有志向却使不上劲儿的人，都躲得远远的，攒着劲儿等机会。”就剩下自己这些人，扛着枪还在迷茫。这世上的苦楚，大概也就这样了！这样的憋屈日子，一直持续到“五四运动”那场大风暴。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波及到泸州，原本死气沉沉的社会一下子炸开了锅，中国各大城市纷纷站出来反对列强，朱德也在这些痛苦中彻底醒悟了。

1919年夏天那会儿，朱德因为一位老朋友的到访，高兴了好一阵子。这位朋友名叫孙炳文，是他老婆陈玉珍的舅舅。早在辛亥革命还没爆发前，孙炳文就加入了京津同盟会，还参与过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行动，另外，他还当过《民国日报》的主编，绝对算得上是位革命道路上的先行者。朱德和孙炳文既是老乡，又有亲戚关系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

1918年1月份，朱德邀请了孙炳文，他急匆匆地赶到泸州，在旅部当上了咨参，两人关系愈发亲近。孙炳文对朱德的人生轨迹有着不小的正面影响。朱德日后提起他，依旧满心感慨：“接触过他的人，都被他的榜样力量鼓舞，变得更有干劲了。”朱德和孙炳文常常一头扎进书房，共同翻阅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还有《新潮》这些宣扬新思想的杂志，一块儿研究他们都关心的革命话题。

这时候，朱德心里头已经琢磨明白了，“之前的革命为啥老不成功，肯定是哪个关键地方搞错了”。那会儿，他们老一块儿琢磨的就是俄国那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咋就那么顺利。每当在书上看到讲苏俄新社会制度的那些文章，心里头那个激动啊，简直没法说。他对苏俄劳动法典里头那句“不干活儿就别想吃”特别赞同，觉得中国要是也能这么干，老百姓才能真正摆脱受压迫、受苦的日子。

尽管那时朱德还在旧军队里，但他隐约觉得得学学俄国那套新的革命路子，得从头开始干革命。他到处翻书看，书桌上堆满了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书，还有达尔文、卢梭的文章。跟孙炳文聊得最多的，就是民主、科学，还有民族、种族这些事儿。偶尔也会扯到“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有没有好处”，但更多时候，他们还是琢磨着怎么引进马列主义，好让咱们国家独立起来，不再受外国欺负。

1922年3月份，那些老顽固又卷土重来了。一年前，唐继尧被朱德他们给赶出了云南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又回到了昆明，把控起了军政府。没过几天，他就下了个通缉令，满世界找朱德和那些进步人士。朱德后来聊起这事儿，说：“多亏了唐继尧那小子，帮我把封建的束缚给挣脱了。”朱德从滇军那边溜了出来，跑回四川，谢绝了川军头头的挽留，打算按照和孙炳文早先的约定，去北京重新开始。

他踏上了新的征途，首先下定的决心就是摆脱鸦片的纠缠。1922年6月头上的一天，他把自己的副官和卫队托付给了有着深厚战友情的哥们儿，接着坐船到了上海。在一位老相识的协助下，他住进了法国租界里的圣公医院。在那儿，他让人严严实实地守着窗户和门，靠着坚强的意志，把烟瘾给戒了。这简直就像跟过去彻底决裂一样，他成功戒烟了！

打那以后，朱德有孙炳文陪着，先是跑到北京去找李大钊，可惜没找到。紧接着，他们又赶到上海去找陈独秀，结果也被拒之门外。后来，他们尝试着去找孙中山，但也没答应朱德想重新振作的请求，决定不再走以前的老路了。朱德千里迢迢地找到了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头儿周恩来。在党的发起人张申府，还有周恩来的介绍下，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中国革命的“双星”之一，跟毛泽东一块儿摸索着革命的路子，最终赢得了新中国革命的胜利！

朱德在伤痛与疾病的困扰下，有时会抽抽烟，也曾为了适应环境而应酬吸食鸦片，那段日子，正是他在旧世界里苦苦挣扎的时候。但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，便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，凭借着顽强的意志，成功戒掉了鸦片。这一路走来，对他来说，就是身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摸索、历经磨难、重获新生的历程。在《朱德传》再次出版时，中央文献研究室如实记录了朱德抽烟以及戒烟的经过，并确切查到他是在上海圣公教会医院戒掉了烟瘾，而戒烟成功那一刻，也标志着他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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